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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密石权、大騩铜权、龙岗秦简等铭文中“皇”字的对比
秦二世诏版TopBull
近日，有诸多学者撰文，从书法风格、字体写法、石刻刀法等角度论述“昆仑石刻”存在一些疑点，认为其系近代伪作。笔者认为，从书写与雕刻角度来看，“昆仑石刻”不伪。
从书写字体来看，“昆仑石刻”的文字时代特征明显，是典型的秦代文字风格，与石鼓文、泰山刻石、秦诏版、岳麓秦简、云梦秦简、里耶秦简、睡虎地秦简等秦文字的风格相似，特别是与秦诏版和秦简的字体非常相近。有学者认为“昆仑石刻”字形大小不统一，没有纵横界格，有左右两行或三行互相穿插的情况；还有学者认为呈现出“左低右高”“重心上提”“中宫收紧”等“魏晋新体”特征。这些质疑可能忽视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生产力条件，秦代时能识字写字的人不是很多，能把每个字每次都写得完美无误、完全一致，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即便在书写已经非常普及的今天，我们自己也很难保证每个字每次都书写相同。更何况是高寒地带的荒野中，在凹凸不平的崖壁上，在物资保障不力的状况下，字体书写不规整，没有纵横界格，布局无章法都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们今天看到的峄山刻石、泰山刻石、会稽刻石、琅琊刻石等，都是在加工平整的碑石上书写，有可能就是在作坊内精工慢活加工完成，但“昆仑石刻”在野外崖壁，属于就地取材，急就成书，崖壁石材的空间有限，还要考虑石缝、突起等因素，不能简单地与加工处理过的刻碑类比，更不能用现代书法的章法、气息、字势等标准去衡量。
从青铜器的金文来看，商周和秦汉之际，铭文谋篇布局不规整、纵横不打界格也很常见TopBull，有时整篇文章中同一个字的写法不同也是常见的。特别是在秦代的诏版、量权等器物上，同一个字在不同器物上的写法不同，略有差异，更是常见。秦代虽然统一了书体，也公布了标准字体，但手工书写是个技术活，不是谁都可以和李斯一样书写标准字。秦代的峄山刻石是个特例，是秦小篆的标准字体，如同现代的印刷体。峄山刻石是国家行为，是国家标准，是秦文字刊行公布的范例。而“昆仑石刻”只是个大夫级的使团，团队随行人员中不一定有那么专业的书写人员和石刻工匠。需要强调的是，“昆仑石刻”不同于青铜铭文和石刻碑文是在作坊内完成的，有专业的工具和技术保障，而是在海拔4300米高寒地区的荒野中仓促完成的。撇开时代背景和地理环境，用印刷体与峄山刻石的标准来衡量，显然失之偏颇。
从“皇”的写法来看，有学者认为秦统一文字之后的“皇”字中，上部的“白”字中间的一横，应与边框不贯通，作悬中一短横；下部的“王”字最后一笔，应该是一平横，而不是向下弯曲的一横。在青铜器的金文中，“皇”字中“白”字中间的一横，既有写作一横的，也有写作一点的，还有写作一竖的。就是写为一横的，也往往长短不一，不尽相同。比如同在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的一组三件的“此鼎”和一组七件“此簋”，铭文中的“皇”字上部的“白”中间一横就不尽相同，几乎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个“皇”字。这还是一套三鼎七簋的青铜器组合，应该出自同一工匠之手。也就是说，即便同一书写者，同时书写的作品也不会完全相同，字体有差异是常见的现象。就是器盖同铭的青铜器中，也常见字体不一致的现象，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丰兮夷簋铭文中的“皇”字，器身的铭文书写比较规整，但器盖的铭文就较随意。古文字辨识过程中，字体松散的现象很常见，过于工整的反倒不多。青铜器铭文中常见一些古文字书写比较随意，但通过器盖同铭或同一组器物的相互比对，还是很容易隶定的，一般某个笔画是否贯通，不会成为质疑作伪的疑点。如“此簋己”铭文中的“皇”字，已是上下贯通，而不是左右一横或一点；“此鼎乙”铭文中的“皇”字，则已几乎看不出一点或一横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在秦代文物中高密石权、大騩铜权、二世诏版、龙岗秦简等铭文中“皇”字的白中横笔已出现贯通。关于“皇”字最后一笔的弯曲，里耶秦简《更名方》的“皇”字的最后一横也是向下弯曲，也不应该视作现代伪作的证据。在野外的崖壁上书写与雕刻，比青铜器铸造难度更大，具体某个笔画不应该视作怀疑作伪的证据。
从石刻痕迹来看，“昆仑石刻”的刻字口边缘较光滑，刻痕深浅不一，底部宽平呈现出U形凹槽。与石鼓文、泰山刻石等刻痕相似，与近代石刻的字形底部呈现出V形凹槽的特点完全不同。李跃林对比西安阎良发现的秦铭刻石，认为“昆仑石刻”采用平口刀入石的刻制方法，与阎良秦铭刻石的刻制方法一致。也就是说，昆仑刻石使用的就是秦代的工具和方法（《用刻字法为“昆仑石刻”断代》）。有学者认为“昆仑石刻”整体气息偏弱，细节上用刀不果断，前后不一，冲出时有。同样没有考虑高寒荒野的环境和历史背景，当时的雕刻工具和工艺较为落后，整个使团的规模和层级不是很高，最高的职级仅为大夫，不可能随行皇家御用的专业石匠，在条件简陋、环境艰苦的情况下，短时间内要完成石刻任务，已属不易。简单地将“昆仑石刻”与泰山刻石、峄山刻石等类比是不科学的。
从以往考古经验来看，新的考古发现往往会颠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。虽然近年来发掘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，但对秦代的文化、科技、交通等，我们还是知之甚少。新的发现会带给我们新的启示，指引我们去研究探索新领域、新知识。而用已知去否定未知，用当代标准衡量古代，是不科学的治学态度。《光明日报》此次开辟整版，设置专栏，将神秘高深的学术争鸣引向大众，给广大读者开启一堂秦史讲堂，普及了象牙塔内的严肃学术讨论。希望这样的讨论越多越好！
（作者：杨曙明，系陕西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员）
稿件统筹：本报记者 李韵、郭超、陈雪TopBul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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